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当中，毛泽东是继列宁之后唯一的辩证主义者。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他晚年最经常阅读的一本书。
今年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百年冥寿。回顾布莱希特的一生，可以说他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以后，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在国会纵火案发生的次日，布莱希特被迫离开德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1933年至1939年他定居在丹麦斯文堡，在此期间他根据英译本将一些中国诗歌译成德文，其中有白居易的《新制布裘》、《买花》、《黑潭龙》等，还有曹松的《己亥岁感事》（“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和苏东坡的诗词。在中国古代诗人中，他特别喜爱白居易。
布莱希特对当代其他德国作家有关中国的作品也十分关注，如他读过德布林的小说《王伦三跳》和弗·沃尔夫的剧本《泰扬觉醒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好友克拉邦德的翻译。克拉邦德是德国著名汉学家阿·亨施克的笔名，他翻译的中国元代李行道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1925年曾由著名导演莱因哈特搬上德国舞台。布莱希特借用这个素材，写了中篇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后来又进一步创作了著名剧本《高加索灰阑记》。
多年来布莱希特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他的诗歌和戏剧有许多是取材于中国革命的故事。如教育剧《措施》就是直接写中国三十年代革命的。布莱希特喜欢把他的作品放在中国，如《四川好人》等。布莱希特一生创作的长篇小说有五部（其中只有《三毛钱小说》是唯一全部完成的），其中有两部就以中国作背景。如他最重视的《图依小说》以虚构的“Chima”国暗喻魏玛共和国。布莱希特还写了许多图依小故事，他把这些故事称作“中国的假道德，图依时代的风俗画”。
布莱希特早年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就深入研究中国哲学，他对墨家学说尤为感兴趣。他的一部长篇就叫《墨翟／变易之书》。“变易之书”指的是《易经》。按照布莱希特的设想，他要借鉴《墨子》写一本有关道德和行为规范的书。墨子认为人际关系失常同物质财富匮乏有着因果关系，布莱希特则在《三毛钱歌剧》中把这一观点化为一句名言：“吃饱了肚皮才好讲道义。”他还在《四川好人》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两个剧本中进一步探讨了物质条件和道德的相互关系。
1935年他在莫斯科观看了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观看梅兰芳的演出是他“1935年在莫斯科逗留时最值得记载的两件事”之一。翌年他撰文《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陌生化效果》，高度评价中国戏剧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法所达到的令人惊异的艺术境界。
布莱希特在老年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民主德国的发展，认为人们没有抓住时机，充分利用进行社会改革的大好时机。1953年6月17日民主德国发生工人暴动后，布莱希特认为执政的统一社会党没有从这一事件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他说：“没有对辩证法的认识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会从火车头变成制动器。党只有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才能克服斯大林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当中，毛泽东是继列宁之后唯一的辩证主义者。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他晚年最经常阅读的一本书。他曾让他领导的柏林剧团的工作人员学习《矛盾论》并上演中国话剧《粮食》。他还将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译成德文。1952年夏天，面对国内那股小资产阶级的腐败气氛，他感到十分沮丧，曾同朋友们讨论过到中国流亡的可能性。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经常提到“人民的智慧”，这更多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一个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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